加息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不能忽视，美国面临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的短期压力依然巨大，这也是制约美联储加息有效性的另一关键所在。

　　货币政策与物价变动具有非常明确的理论关系，各国政府以及解读者都常常遵循这个理论逻辑对政策后果进行分析和预判。但不少时候，理论推演结果很难符合实践发展后果。全球金融危机十多年以来，我们常常看到不断放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高企的通货膨胀，今天当我们再次研判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目的时，又同样将它与美国通胀联系起来。难道美联储的这次加息只是为了遏制通胀而没有其他目的吗？似乎我们对此很少考虑。

　　美联储加息、通胀治理与转嫁经济危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前夕，美联储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学说，将利率作为中间目标，以长期宽货币、低利率政策推动经济平稳运行。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遭遇“滞胀”困境，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带来了低利率，但其刺激作用明显失效。到70年代中后期，美国通胀多次突破两位数，实际GDP增长呈现衰退迹象，凯恩斯经济政策无法应对，尽管其间美联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频繁调整，但经济下行趋势难以缓解。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高达13%，时任总统卡特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1980年2月，沃尔克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大幅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19.85%。1981年5月，沃尔克再次开启加息，直接提到了20%。这就是沃尔克的“暴力加息”。这一过程中，公众逐渐认识到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决心，最终扭转了通胀预期，但代价是失业率飙升到10%以上的经济衰退，而且引发了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历近十年调整，加上供给主义经济政策对创新激励效果的不断显现，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并率先开启以信息技术支撑经济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的新经济道路。此后三十多年中，美联储实施加息政策共计5次，第一次是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共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300BP；第二次是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加息6次，累计幅度175BP；第三次是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共加息17次，累计幅度425BP；第四次是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加息9次，累计幅度225BP；本次加息从2023年3月开始，截至目前共加息11次，累计速度525BP。撇开这次加息不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四次加息的共同特点是：加息前美国出现通胀或者通胀苗头已经显现，而且加息之后引起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在不同程度引起全球性或者局部性经济危机的同时，美国经济开启新一轮发展。

　　从后果上看，美联储开启的加息措施颇有一些“项庄舞剑（治理通胀）意在沛公（转嫁风险）”的意思。如，1994年加息导致墨西哥货币危机，诱发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加息刺破美国互联网泡沫，引发互联网泡沫危机；2004年加息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最终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虽然2015年加息并没有直接引发危机，但不少新兴国家受到影响，这对已经处于低迷的世界经济可谓雪上加霜。

　　目前这轮加息尚未结束，后续影响还在酝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1990年以后美联储前三次加息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行周期通道，各国面对的美式全球化红利比较高。所谓美式全球化是指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由美元以及美国技术和标准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加息引起美元回流对世界经济上行趋势的冲击比较大，严重依赖美式全球化的国家受到较大影响。相对而言，这次加息的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通道，美国区域化的发展战略严重削弱了全球化红利，许多国家去美国化的努力降低了对美式全球化的依赖。因此，美联储加息虽然负面冲击仍然存在，但其影响程度要比高度美式全球化时代弱化很多。现在的问题是，在疲弱的美式全球化时代，美联储加息到底还能不能大规模转嫁自身风险？它又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渠道会发生怎样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解读当前美联储加息目的所需要回答的重点。